《温泉铭》是唐太宗为骊山温泉撰写的一块行书碑文。此碑立于贞观二十二年《六四八），即唐太宗临死前一年。原石早佚，从记载上看，唐代《温泉铭》原拓不下几十部，尾题“永徽四年（653年）八月三十一日圉谷府果毅（下缺）”墨书一行，证知确为唐初物。后来原拓失传，清光绪二十六年（公元1900年），道士王圆箓于甘肃莫高窟第一十六窟发现藏经洞（今编号为第一十七窟），里头就有三件唐拓本藏敦煌石室，其一为唐太宗行书《温泉铭》，残存五十行，另两件为欧阳询《化度寺碑》和柳公权《金刚经》，也是残本。可惜这三件东西现在都不在国内，《温泉铭》、《金刚经》及《化度寺》之前两页，早被伯希和劫往法国，今藏巴黎国立图书馆，《化度寺》的后十页被斯坦因先于伯希和劫往英国，今藏伦敦大英博物馆。

《温泉铭》书风激越跌宕，字势多奇拗。俞复在帖后跋云：“伯施（虞世南），信本（欧阳询）、登善（褚遂良）诸人，各出其奇，各诣其极，但以视此本，则于书法上，固当北面称臣耳。”对其评价极高。此碑书风不同于初唐四家的平稳和顺，而有王献之的欹侧奔放。有人认为太宗书法在大王和小王之间，但从作品看似更多地得之于王献之。然而，出于帝王的威严，他对王献之却极为不恭，曾云：“观其字势，疏瘦如隆冬之枯树；览其笔踪，拘束若严家之饿隶。”他讥讽小王之动机，后被宋米芾窥破，米芾《书史》中说得很清楚：“太宗力学右军不能至，复学虞行书，欲上攀右军，故大骂子敬”。唐太宗扬大王抑小王，曾影响了初唐的书坛，直至孙过庭《书谱》亦据此论。这一过错，一方面因抑制使激厉、奔放一路的书风暂时隐匿，另一方面也使志气平和的大王书风逐渐抹上了宫庭色彩，而渐失光辉。